

导语:一群手艺人,凑钱拍电影
1952年11月15日,香港。十九位粤语电影人坐到一起,签下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的创办文件。之后马师曾、红线女相继入股,最终形成二十一位股东。名单里有当时卖座的大明星吴楚帆、白燕、张瑛、张活游,也有李晨风、李铁、吴回、秦剑这些一线编导。
五十年代初的粤语片行业,“七日鲜”是圈内人绕不开的现实。为追求快速回本,不少剧组七天就能赶完一部片子,粗制滥造,神怪、猎奇故事泛滥。很多做粤语片的从业者,在外都羞于提起自己的本行。早在1949年,香港上百位粤语影人发起粤语电影清洁运动,抵制粗劣作品,呼吁提升粤语片整体水准。这场民间行业运动,为后来中联的成立铺好了舆论和人事基础。
中联的模式在当年的香港影坛十分特别:所有股东自掏腰包入股。公司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板,也不存在纯粹拿薪水打工的雇员。股东既要出钱,也要实际参与演戏、导演、编剧各类工作;影片上映获利之后,再按照各自股份分红。业内习惯把这种模式叫作“兄弟班”。1952到1964年间,中联前后一共拍了四十四部电影。1964年就不再开拍新戏,但公司并没有注销。往后三年,主要处理旧拷贝的发行、版权维护,直到1967年才正式歇业清算。没有发布会,没有公开清算报道,就这样安静落幕。
放在电影史里看,中联的位置很微妙。主创大多同情进步理念,和左派圈子来往密切,但本身并不归新华社香港分社直接管辖的制片体系。它不想倒向哪一边的宏大叙事,初衷很朴素:一群手艺人,想把片子拍得像样一点。谈及五六十年代香港粤语电影,多数人印象停留在邵氏的类型大片,或是“长凤新”的进步影像。中联常常被人遗忘。这段少为人知的往事,记录下那一代手艺人,在市场、审查、不同立场的拉扯之下,守住创作底线的真实尝试。
本文所述中联故事,时间界定为1952年创立至1967年歇业。

一、吴楚帆:已经是影帝,为什么还要出来办公司
吴楚帆原名吴钜璋,1911年生于天津,在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。1937年,凭借《人生曲》拿到“华南影帝”的名号。到1952年,他已经是粤语片的票房保证,片约不断。以他当时的地位,安安稳稳接戏拿酬劳,完全可以过得很好,犯不着出来冒创办公司的风险。
但吴楚帆心里一直憋着对行业现状的不满。面对到处泛滥的“七日鲜”,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粤语片粗制滥造的风气,主张认真对待电影艺术,不能一味盯着短期收益。中联,就是他把想法落地的一次实践。他拉上张瑛、张活游、白燕、吴回等人一起创立中联,出任董事长,对外提出以“提高粤语片水准为己任”。
不过,他并不独揽大权。剧本立项、预算、拍摄方案,重大事项都要二十一位股东集体商议。实际把控整体创作的,是公司的编导主任李晨风。吴楚帆作为董事长,更多是协调和凝聚。
集体决策的代价很现实:效率低。二十多个人各有想法,讨论一个剧本,来回拉扯是家常便饭,远不如一个老板拍板来得快。但好处也很实在:每一个股东都清楚,片子拍砸了,自己也要承担损失,不会出现雇来的创作者只管干活、资方独自承担后果的局面。大家是在一起拍属于自己的片子,而不是给谁打工。
1953年,中联的开山之作《家》上映,改编自巴金同名小说,李晨风担任编导,吴楚帆、张瑛主演。它完全拒绝“七日鲜”那套赶工逻辑,剧本反复打磨,场景、表演都仔细推敲。故事讲旧家庭里面年轻人的出路,探讨新旧交替时代个体的选择。这部电影相当于向整个行业亮出态度:粤语片不只能用来消遣,也可以谈严肃的现实命题。
紧接着《春》(1953,李晨风导演)、《秋》(1954,秦剑导演)跟上。李晨风导的《春》后来获中国文化部1949—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。
李晨风这个名字常常被后世忽略。作为编导主任,他处在矛盾的中心。股东们会提出五花八门的修改意见,他需要平衡艺术设想、预算上限,还要考虑市场接受度,把集体讨论出来的想法落实到拍摄现场。中联能够稳定产出一批质量过硬的作品,他的作用不可替代。

二、白燕:银幕上的贤妻良母,幕后的公司管理者
圈内人叫白燕“扁姐”,原名陈玉屏,1920年生于广州。1936年考入广州国际影片公司,次年来到香港拍戏。银幕上,她演得最多的,是隐忍受苦的贤妻良母,凭这些角色,拿到“华南影后”的口碑。
很少有人知道,大银幕之外,她是中联原始股东、副董事长。1961年,她接手中联董事长一职,成为香港早期为数不多执掌制片公司的女性。
中联成立之初定下两条方向:希望作品能够启发观众,同时要把粤语片整体水平往上提。这不是写在纸上的漂亮口号,直接决定了剧本挑选的标准。公司很看重新文学改编,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,曹禺《雷雨》,都被搬上银幕。有小说原作压着,就不容易滑回神怪片。
但中联并没有一门心思只拍严肃名著。四十四部作品里面,也有普通伦理故事、民间题材。香港本地和南洋粤语侨民市场是重要收入来源,完全不顾观众喜好,公司很难活下去。
白燕本人出演过中联代表作《春》。离开中联前后,她还创办山联影片公司,继续做监制演戏,《芸娘》就出自这家公司。从台前演员,深度参与制片决策,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女演员当中,这样的经历并不多见。
六十年代初,粤语片市场风向已经变了,传统文艺伦理片的观众不断萎缩。1964年,白燕正式退出影坛,差不多同一时间,中联停止拍摄新片,两件事叠在一起,预示这家公司的衰落已经到来。

三、李铁:写实,是一个手艺人的工作方式
李铁1913年生于香港,祖籍广东中山,是香港从业时间跨度很长的一位导演。早年《人海泪痕》(1940)让观众记住了他的名字;进入中联之后,《危楼春晓》成了他一生最出名的作品。
很多后人解读这部片子,习惯把它完全归结为某种意识形态表达。但翻看李铁留下的口述记录,他对写实的理解更朴素:拍现实题材,目的是让观众看得感同身受,看到“这就是我的生活”,而不是站在高处教育人。
《危楼春晓》改编自香港作家望云的同名小说,1953年11月27日公映。故事发生在一栋破旧拥挤的唐楼,楼里挤着教师罗明(张瑛)、的士司机梁威(吴楚帆)、舞女白莹(紫罗莲)、谭二叔夫妇(黄楚山、黄曼梨)、包租婆三姑(李月清)、黄大班(卢敦)。李小龙在演员表里饰“华仔”,不是主线人物。租客来自五湖四海,身份各异,但都身处逆境。
这部片子的编剧、摄影、演员,大多就是中联股东或长期合作的核心班底。编剧是陈云、卢敦、余干之,摄影孙伦、萧志立;演员有张瑛、吴楚帆、紫罗莲、黄曼梨。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分内的事,这正是“兄弟班”的日常状态。
影片中最著名的一句对白是吴楚帆饰演的士司机梁威说出的“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”。风雨夜里,威哥自掏腰包替同屋解困。这句对白不是编剧凭空写出来的口号。剧情里,这句话刻在一块旧镜框上,是的士司机梁威从前师傅传给他的做人信条。影片结尾,面对看不清的未来,租客们再一次念起这句话。李铁没有用激昂的镜头刻意渲染,只是把这句话安放在普通人的生活物件里。克制,恰恰是这部电影打动人的地方。
《危楼春晓》后来入选香港电影资料馆“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”,也列入“最佳华语片一百部”。但它当年最要紧的意义是:粤语片可以不靠怪力乱神,靠房客、房租、台风和一句人话,就把时代拍出来。

四、兄弟班真实的生存处境:近而不属,夹缝求存
五十年代香港绝大多数电影公司,模式十分清晰:老板出钱,雇佣导演演员拍戏,盈亏由资方承担。中联完全不一样。二十一位股东既是所有者,也是劳动者。没有只出钱不干活的人。演员要演戏,导演要导戏,编剧要写本子。片子赚钱按股分红,赔钱共同承担损失。集体讨论剧本、评估项目,是日常工作。好处是所有人对作品有责任感;坏处是决策繁琐,面对市场变化反应慢。
股东构成很清楚——
演员:吴楚帆、白燕、张瑛、张活游、李清、紫罗莲、容小意、黄曼梨、梅绮、小燕飞。
导演/编导:李晨风、吴回、李铁、秦剑、王铿、珠玑。
制片:陈文、刘芳、朱紫贵。
后加入:马师曾、红线女。
演员拿演员工钱,导演拿导演费,制片拿发行劳务,年底再按股份分账。公司不养闲人,闲人的股份就是其他人的成本。这听起来很苛刻,但它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责任感:这是自己的电影,不是给别人打工。
中联主张“集体创作”。这不只是一种艺术理念,也是公司运作的现实需要——21个股东各有所长,集体讨论可以调动所有人的判断力,避免一个人说了算带来的风险。
黄曼梨口述里提到,《苦海明灯》(1953)拍完后众人“轰炸”导演秦剑,秦剑接受批评,补拍二十多个工作天。这说明中联内部有争执,但不是资本方压创作,而是股东互审。它接近一种“手艺人合作社”:没有大班,也没有完全的平均主义,靠的是同行之间的互相要求和职业自尊。
除了内部机制,外部环境同样艰难。作为香港殖民地的制片机构,港英电影审查会对影片做删减改动;很大一部分拷贝要卖到东南亚,南洋粤侨的观影喜好,也是绕不开的现实约束。很多现实话题只能委婉表达,不能直抒胸臆。
中联和新联影业来往很多。新联是“长凤新”体系下的左派粤语公司,两边人员互相走动,吴楚帆等影人也会去参演新联的片子。但是,中联股权、重大决策全部掌握在二十一位股东手里,并不接受外部机构直接下达的制片指令。
这就是中联特殊的地方:思想上亲近进步文艺,人员上和左派圈子多有交集,但组织上保持独立。
如果彻底被贴上左派标签,当时不少右派院线会拒绝放映,海外很多市场也会受到限制;可如果完全和进步文艺划清界限,又丢掉自己的创作追求。于是它选择走这条中间道路:内容关注底层现实,组织层面守住自主权。这条路并不轻松,只是在当时条件下,属于中联的生存选择。

五、1964—1967:没有锣鼓喧天,一家公司就这样结束
关于中联的结束时间,需要区分两个节点:中联1964年停止拍片,1967年公司结束。
1964年拍完《香港屋檐下》之后,中联不再开拍任何新电影。白燕同年退出影坛。1964到1967这三年,公司还没有消失,主要就是打理老片子的拷贝、发行、版权事务。1967年,香港发生“反英抗暴”运动,社会剧烈动荡,中联正式歇业。没有公开的告别仪式。
它的落幕,不能简单归因于外部风波。六十年代,武侠、都市喜剧渐渐成为粤语市场主流。中联核心股东大多步入中年,适合他们的文艺伦理题材受众持续收缩;再加上集体决策这套机制,本身就很难快速追逐市场潮流。多重因素叠加,慢慢耗尽继续运转的动力。
中联结束之后,香港粤语电影迅速走向高度商业化。七十年代,许冠文市井喜剧、嘉禾功夫片、新艺城都市故事轮番占领银幕。像中联这样,一群从业者凑钱、集体创作的模式,再也没有完整重现。
中联留下的影响没有彻底消失。“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”,从电影台词,沉淀为香港社会记忆的一部分。这不是当年他们刻意营销出来的结果,只是一群人认真拍完一部相信的故事,无意间留下的回响。
回头看,中联的价值,不在于四十四部片子部部都是传世杰作。其中部分作品,受时代、市场局限,叙事偏向保守。真正值得记住的,是它提供了一份历史样本:在资本、审查、不同立场互相拉扯的狭窄空间,一群手艺人,靠着自己出钱出力,依然可以拍出能留在普通人记忆里的作品。没有宏大口号,路子不算光鲜,但足够实在。

尾声
中联歇业之后,二十一位股东各奔东西。一部分留在影视行业,转入刚刚兴起的电视领域;一部分移居海外。后来他们很少大规模集体公开露面。中联的故事,没有被改编成影视剧,也没有写成畅销书,长期只是香港电影史里面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片段。
回望五十年代的香港影坛,如果问,一群手艺人,想要做一份保有尊严的事业,可以怎么做?
中联给出过朴素的答案:自己凑钱,亲自上手干活,认真对待作品,出力干活,盈亏共担。不去依附大资本,也不去投靠某一方势力,不靠响亮的口号博取关注。这个答案并不华丽,但足够实在。
那台夹缝当中的摄影机,没有去拍波澜壮阔的宏大史诗。它对准一栋破旧唐楼,记录底层小人物的悲欢,留下一句朴素的期许。直到今天还会被人提起,只因为那句话讲的,是普通人真实的盼望。
附注:
19人/21人:香港电影资料馆2011年通讯写“1952年11月15日19位粤片精英创立,马师曾、红线女稍后加入”;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写“股东由21人组成”。正文用“19位发起、后成21位股东”最稳。
李铁与《人生曲》:吴楚帆因《人生曲》(1937)获“华南影帝”;李铁成名作通常归《人海泪痕》(1940)。原稿“李铁《人生曲》让吴楚帆获影帝”为错,已删。
李小龙:《危楼春晓》演员表列李小龙饰“华仔”,属少年配角,不是“主要演员”表述里的核心阵容。
停产/结束:中联1964年停产、1967年结束,十余年间出品44部;不宜写“1967年突然歇业”。是否左翼:准确表述为“受进步文艺影响、与新联近而不属的粤语片全人公司”,不直接称“左翼公司”。
参考资料
香港电影资料馆,《我为人人:中联的时代印记》,2011年。
香港电影资料馆馆藏: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档案、吴楚帆口述历史文献。
张燕《在夹缝中求生存——香港左派电影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年。
余慕云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四、第五卷,香港电影资料馆。
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政府资讯中心专题:《“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”电影资料馆向中联的社会抱负与艺术精神致敬》,2011年。
中国大百科全书“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”条,2024年。
1905电影网、香港电影资料馆藏《危楼春晓》演职员与上映资料(1953年)。
延伸阅读栏
《我为人人:中联的时代印记》,香港电影资料馆。
《冷战与香港电影》,香港电影资料馆编。
《在夹缝中求生存——香港左派电影研究》,张燕,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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